梅新育：资源民粹主义的挽歌
作者简介：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作者按语一（2020.12.9）：
本文最初以“《资源民粹主义的挽歌》”为题刊发于《经济学家茶座》2015年第1期（总第67辑），略有删节，这里发出原稿全文。
在“梅新育论衡”微信公号上最初于2017年10月12日贴出，阅读量较大，因故删除，2017年11月25日重新贴出。近日有感，再次发出。
之所以要重新发出，是因为前些时我出差外地时给当地城投平台公司讲座，讲了我对财政、各地营商环境、债市、潜在违约风险等问题的研究判断，回到北京不久，债券市场上数家国企债券违约，整个债市震荡不已。
还是要正视客观经济规律。
我认为，其它条件相同，资源民粹主义盛行的地方，违约风险更高。
作者按语二（2017.11.25）：
本来是10月12日贴出，今天重新发出。
贴出此旧文，当初直接原因是加泰罗尼亚公投引发世界瞩目和看到一些议论，一个多月来两场会议讨论，谈及资源民粹主义问题，更觉需要强调这个。我认为，我们的外宣需要理直气壮向我们自己的国民、贸易伙伴讲清楚这个问题，倘若不敢讲清楚这个问题，等于是帮助对方抬高不切实际的要价，最终害人害己。昨天讨论会上，一线企业同志谈到有的互利大项目，竟能迁延十年之久仍然只是做可行性分析而不能落地，归根结底就是对方要价太高，不切实际，我们怎么算都无法盈利。我认为，现在该国陷入深刻的全面经济、社会、政治危机，在相当程度上应该说是咎由自取。我的主张：一带一路少侈谈“战略”、空谈“友谊”，但凡不以赚钱为目的的项目构想都是耍流氓。
本文主要论点：
要求不付出任何劳动而平白占有劳动果实，视乎要求者身份，这种资源民粹主义本质上要么是一种寄生性最强的食利主张，要么是破坏性最强的流氓无产阶级要求。
对于资源产地而言，倘若能与规模巨大的下游消费市场处于一国之内，那就堪称天赐幸运，因为这样一来该地产品就拥有相对于进口同类产品的先天优势。越是规模经济突出的现代产业，越需要这样规模巨大的稳定销售市场。
青岛、顺德、合肥、珠海市民不能以本地人身份为由要求海尔、海信、格力、格兰仕等家电厂商向他们半价销售电器，山西居民不能以本地人身份为由要求煤矿半价卖给他们煤炭，武汉市民不能以本地人身份为由要求菜农向他们廉价销售洪山菜苔，要求石油、天然气向产地居民廉价销售又有什么光明正大符合逻辑的理由？
正是在总结千百年来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经济学界诞生了“资源诅咒”这个术语。资源产地只有作为一个蓬勃成长的制造业大国省份，其人民才得以摆脱上述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
即使是富裕的海湾石油输出国，他们的暴发不过40年，却已经经历了几次过山车般的经济剧烈波动。而且，他们的社会结构已经因为产业结构问题而埋下了无可化解的致命缺陷，他们力图根本改善自己的经济结构，却因为客观经济规律而被牢牢锁死。在更长周期内，我们一定能够看到他们经济社会这些致命缺陷走向爆发。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
……
论述正确与否，判断预言准确与否，读者诸君可对比现实自行判断。
把这个问题的道理讲清楚，不仅仅关系到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正名，更关系到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基础；不仅仅是实践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原则正本清源的需要。我感到澄清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正是来自对外经贸、国际经济政治研究中的感受，来自某些媒体上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谬论，来自亲身接触和目睹一些本来令人尊重人士在这个问题上的糊涂认识。
本文最初以“《资源民粹主义的挽歌》”为题刊发于《经济学家茶座》总第67辑（2015-1），略有删节，这里发出原稿全文；但我在各种场合提出要分析、讲清楚资源民粹主义问题，比这要早好几年，数年来为此陆续发表过一批文章，有数万字篇幅的理论性论文，也有比较通俗一些的版本，这篇算是半理论性半通俗读物。
《资源民粹主义的挽歌》正文：
从2014年6月到2015年1月，国际市场油价暴跌六成，21世纪初开始的这一轮初级产品牛市就此彻底结束。从尼日利亚、南非到巴西，从海湾石油君主国到曾经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俄罗斯，那些在此前十年初级产品牛市期间享受了轻松惬意好时光的初级产品出口国，在熊市和美联储货币政策转折的夹击下纷纷陷入困境，经济增速急剧下滑，财政收入骤然萎缩，国际收支迅速恶化，货币汇率大幅贬值剧烈震荡，……未来随着美联储启动加息周期，他们的日子多半还会进一步恶化。此时此刻，反思资源民粹主义之误，正当其时。
一、何谓资源民粹主义?
何谓资源民粹主义？这种思潮是将某种自然资源视为只有产地当地居民、甚至只有产地某一民族的居民才能使用、享受其收益的财富，即使没有为此种资源开发付出任何劳动也要理直气壮利益均沾，不分青红皂白给外来投资者、劳动者和下游用户买主扣上“掠夺资源”之类唬人高帽。对内，这种“资源民粹主义”突出表现为坐享其成思潮大行其道，西式代议制民主竞选政体更为这种一厢情愿的非理性思潮推波助澜，各党派、各竞选政客争先恐后提出各种无偿瓜分资源及其红利、增加福利的方案以讨好选民，对资源开发企业竭泽而渔的无度苛索被包装上“社会责任”的外衣，其经济可行性和对可持续发展潜力的伤害则被置诸脑后。对外，这种“资源民粹主义”突出表现为该国家/地区违约风险急剧上升，东道国政府或其企业非法地或者不合理地取消、违反、不履行或者拒绝承认其出具、签订的与投资相关的特定担保、保证或特许权协议等，撕毁合同，违约提高税赋、分红、价格等要求，致使海外投资者陷入困境而往往求助无门。
在初级产品牛市中，面对飞来横财似的滚滚金钱洪流，政府常常因财政危机暂时缓解而不愿冒险触动既得利益阶层，拖延结构改革，扩大无效率支出，给经济多元化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埋下隐患。巨额石油美元等资源收入提高了各个利益集团期望，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下，政府常常扛不住利益集团压力，被迫或主动追逐短期效应，铺张浪费，利用新增资源收入无节制地扩大社会福利转移支付项目，上马效益不佳的公共工程，以便制造立竿见影的“政绩”，换取民意支持，即使廉洁的民选政权也无法避免上述通病，不廉洁政府就更谈不上什么坚持原则了。前印尼矿业与能源部长、经济学家穆罕默德·萨德利（Mohammad Sadli）曾指出：“艰难时世造就明智政策，反之也成立”（Bad times make for good policies，and vice versa），确实是亲身体验的总结。
就总体而言，这种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分肥思潮在油气生产国/地区表现最为显著，但在其它大宗矿产资源生产国/地区同样甚嚣尘上。在此前十年煤炭、铜矿等初级产品牛市期间，蒙古各派政治力量经济政策主张竞争的焦点就是比拼谁更能投合不劳而获人性弱点提出离奇不靠谱的经济决策及主张，冷静理智彻底沦为牺牲品：
2008年议会选举成为蒙古民主党和人民革命党的全民分红承诺对决，双方竞相提高承诺全民每人分红金额，致使承诺分红总额达到24—35亿美元，超过2010年蒙古财政收入总量（25.6亿美元），接近蒙古2010年GDP（62亿美元）半数。
2011年，蒙古当局决定向全民每人分配额尔登尼斯-塔旺陶勒盖公司（Erdenes-Tavan Tolgoi，亦称“珍宝TT公司”）股票536股，合计占总股本10%，而该矿至今仍未建成基础设施，上市一再推迟后仍遥遥无期，连合作开发的外资财团也未落实；……
有这般民众，有这般分光吃净式经济政策大行其道，无怪乎即使在前几年的初级产品牛市中，资源丰富的蒙古依然连年经常项目收支逆差，进而给蒙古宏观经济稳定埋下了地雷。而在牛市繁荣期间仍然连年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甚至财政赤字的初级产品出口国绝不仅仅蒙古一家，巴西、南非等许多拉美、非洲国家都是如此。
对外部贸易伙伴与投资者，蒙古当局和企业、居民的违约行为已成家常便饭。从2012年7月塔旺陶勒盖煤田西区开发权招标结果出台后又被立马撤销，到2012年末至2013年初中铝与蒙古之间就额尔登尼斯-塔旺陶勒盖公司供货合同的纠纷，莫不如此。
在资源民粹主义泛滥之时，蒙方许多言行纯属十足笑柄，却能理直气壮在蒙古社会大行其道。2010年，蒙古1550家私营“领军企业”联合成立“蒙古人999民族财团”，竞标开发64亿吨储量的塔旺陶勒盖煤田，大肆宣扬声称“不需要外国人帮助，我们就能做好这件事”；但这些在中国只能算鸡毛小店的所谓“领军企业”为此凑出的资金总额仅有100万美元，而这样一个巨型煤田开发总投资需要数十亿美元，超过蒙古当年GDP。
在国际经贸实践中，这种东道国/地区资源民粹主义思潮带来的违约风险远远不局限于蒙古一地，也不止一种形式，而是遍及亚、欧、非、拉各大洲。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作为世界最大初级产品进口国，中国因此而受害最深。而东道国/地区最终也无可避免地要为其违约行为付出惨重代价。2013年中煤炭行情暴跌腰斩、铜价急剧波动之后，蒙古煤炭和铜矿因其供货方易反易覆、信誉低下而首先被中国用户大面积抛弃，蒙古方面几个月之内态度前倨后恭，不得不为重新打开中国煤炭、铜矿销售市场而奔走。在美国因“页岩革命”而大幅度减少从非洲进口原油之后，许多非洲产油国对中国等东亚国家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二、资源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冲突
资源民粹主义之误，误在其立论基础就违背事实，或失之片面，推断更悖离逻辑。特别突出的是，资源民粹主义的影响力在相当程度上源于一些“左派”或自居“左派”人士打起“反对掠夺资源”之类貌似“正义”的旗号，实际上，这种狭隘资源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完全对抗。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财富之源；无论是生活常识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都告诉我们，没有开发的资源本身不是财富，经过劳动开发出来的资源才是财富。因为某种资源出产于某地，就将这种资源视为只有当地居民、甚至只有当地某一民族的居民才能使用的财富，即使没有为此种资源开发付出任何劳动也要理直气壮利益均沾，却无视和抹煞劳动者的作用，这本身就违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世界上大部分矿产资源、特别是油气资源要靠非产地的投资和绝大多数来自非产地的工程师、工人劳动才能开发出来。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即使资本等要素以合理形式参与收入分配，也需要付出资本配置研究与决策的脑力劳动；要求不付出任何劳动而平白占有劳动果实，视乎要求者身份，这种资源民粹主义本质上要么是一种寄生性最强的食利主张，要么是破坏性最强的流氓无产阶级要求。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强大食利阶层出现都意味着社会活力窒息、公平倾覆，其破坏性随食利阶层寄生性而俱进，流氓无产阶级更是十足的破坏力量。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宣言》才明确地定性：“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其次，没有市场需求的资源不会得到开发，经过劳动开发出来的资源还需要经过市场才能实现其价值。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将销售环节称为“惊险的一跃”。狭隘资源民粹主义把自然资源、特别是油气产品销往其它地方说成是对销售地的恩赐，甚至把这说成是销售地对产地的掠夺，殊不知在市场经济下，要谋求发展，销售市场才是最为重要的东西。[1]二战之后，为了扶植日本、韩国、台湾、东南亚成为遏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防波堤”，美国最重要的支持措施就是对其开放了自己的国内市场，并推动西欧盟国也向这些国家和地区开放市场，日本、韩国、台湾、东南亚乃得以依靠出口导向增长模式次第实现经济起飞。中国得以迅速成长为全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和第二经济大国，开拓出口市场的成功是关键原因之一；也正因为销售市场至关重要，我们才高度重视、持之以恒地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作斗争。正因为如此，对于资源产地而言，倘若能与规模巨大的下游消费市场处于一国之内，那就堪称天赐幸运，因为这样一来该地产品就拥有相对于进口同类产品的先天优势。越是规模经济突出的现代产业，越需要这样规模巨大的稳定销售市场。
在青岛、顺德、合肥这三个全世界最大家电生产基地，市民不会认为本地家电卖往外地和国外是自己遭受掠夺，本地家电卖不出去才会引起他们担忧；吐鲁番的农民不会认为内地客商来收购他们生产的葡萄干是掠夺，相反，他们忧心如焚的是内地客商因为暴恐事件而不来吐鲁番，导致吐鲁番农户葡萄干库存如山，我就看到在内地读中学的吐鲁番农家女儿也要开通微博为家里推销；……那么，把油气等资源产品以市场价格销往其它地区消费市场如何能成为对买主的恩赐？又如何能成为买主对资源产地的掠夺？
在资源民粹主义思潮推动下，石油天然气产地居民及其民意代表常常“理直气壮”地要求向本地居民廉价供应油气，但青岛、顺德、合肥、珠海市民不能以本地人身份为由要求海尔、海信、格力、格兰仕等家电厂商向他们半价销售电器，山西居民不能以本地人身份为由要求煤矿半价卖给他们煤炭，武汉市民不能以本地人身份为由要求菜农向他们廉价销售洪山菜苔，要求石油、天然气向产地居民廉价销售又有什么光明正大符合逻辑的理由？某些油气生产国在国内市场廉价销售油气，实际上是一种财政补贴，这种做法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其经济、社会和环境负面影响日益显著，数十年来已经拖垮了印尼等国一度发达的油气产业，拖累了许多国家的财政和宏观经济稳定，即使沙特也有可能因此而于本世纪30年代末转为石油净进口国。印度、印尼、埃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正在努力改革这种变相补贴制度，或是已经完成。即使是海外那些实施这种变相补贴制度的国家，他们也是面向全国居民，而非油气生产所在的一县、一省居民。
三、初级产品行业无法自我克服悲剧命运
在国际之间，狭隘资源民粹主义严重干扰正常的国际商业秩序；在一国之内，狭隘资源民粹主义又常常会走向号召分邦裂土的分裂主义。看看苏格兰分离主义运动以独占北海石油收益为号召，看看尼日利亚反政府武装以独占尼日尔河三角洲油气资源为旗号，看看追求独立的伊拉克库尔德区如何争夺基尔库克油田，看看2008年大选失败后玻利维亚传统利益集团如何在因石油出口而相对发达的潘多、贝尼、圣克鲁斯、塔里哈等东部4省（号称“半月”）煽动分离主义骚乱，……看看这一切，我们就不难明白。然而，尽管“独享”自然资源收益在牛市期间更能蛊惑无知、无信、贪婪之辈，但在更高层次、更长周期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资源产区而言，只有作为一个工业化大国的省份，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该地区及其居民才更有可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更多的社会公正。
就总体而言，其它条件相同，与制造业驱动的经济增长相比，初级产品行业驱动的增长具有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弱点：经济波动性强、加剧收入分配失衡和两极分化、资产泡沫严重、加剧社会矛盾，等等。特别是与制造业驱动的增长相比，初级产品行业驱动的增长会带来更多的腐败，更多的两极分化，更多的暴力压榨，从而产生较多的社会矛盾。因为制造业企业处于永恒的买方市场，企业需要不断创新才能取悦消费者而卖出产品，实现增长；但初级产品行业经营的关键在于占有资源，牛市时期尤其如此，即使没有取悦于下游产业的创新，只要能够“摆平”相关方面势力，占有资源，就能大发利市。看看2006—2007年爆出的郴州窝案与当地煤炭、有色金属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看看山西超大规模开发煤炭资源后当地吏治的全面堕落、在近年反腐败中当地官场的大面积高层次“塌方”，我们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在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即使是那些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高、品质优良、运输出口条件优越的国家，他们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成绩也相当糟糕，纵然能够在牛市期间过几天“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日子，其资产泡沫、收入分配失衡、腐败、社会矛盾等问题也积累得更快，最终在熊市中爆发，与熊市相互促进，把这些国家拖入“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泥潭之中。拉美，非洲，一战之前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的俄罗斯帝国，……莫不如此。正是在总结千百年来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经济学界诞生了“资源诅咒”这个术语。资源产地只有作为一个蓬勃成长的制造业大国省份，其人民才得以摆脱上述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
同样是煤炭资源丰富的国家，同样置身于煤炭需求爆发式增长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事情，为什么德国的长期发展实绩远远超越俄罗斯帝国？因为前者是一个迅猛发展的工业化大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前已经全面启动工业化进程，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跃居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大国；而后者依靠自然资源开发作为支柱产业。现代石油工业诞生地美国为什么没有陷入“资源诅咒”的泥潭？因为现代石油工业诞生之时，美国制造业总量已经超越英国而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在这种条件下，石油资源开发的收益方才能够与制造业发展相互促进，形成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也正因为美国经济、美国制造业规模巨大，石油业繁荣损害制造业竞争力的所谓“荷兰病”在美国从来就不曾如同荷兰发生过的那样严重。
苏联解体之后，独立的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得以独享本地油气资源开发收益，在21世纪前10年的初级产品牛市中，他们貌似因为无需在全苏范围内分享这项收益而受益不浅，但代价是收获了更严重的资产泡沫、制造业衰亡、收入分配失衡、社会矛盾等问题，更承受不起经济波动的冲击，更因此孳生了某些政治能量强大的寄生性社会阶层，难以推进必要的经济社会改革。其制造业衰退之严重，以至于哈萨克斯坦地方政府在筹备石油资源枯竭后的替代产业时，连碎石厂也被视为“技术含量较高”的项目。[2]如果说，苏联时代的中亚还有可能依托全苏市场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的制造业而缓解本地产业结构的上述负面影响，依靠大国较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应对经济波动的冲击；那么，时至今日，作为独立的小国，中亚诸国已经不具备这样的有利条件了。在初级产品熊市期间，世人必将目睹他们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即使是富裕的海湾石油输出国，他们的暴发不过40年，却已经经历了几次过山车般的经济剧烈波动。而且，他们的社会结构已经因为产业结构问题而埋下了无可化解的致命缺陷，他们力图根本改善自己的经济结构，却因为客观经济规律而被牢牢锁死。在更长周期内，我们一定能够看到他们经济社会这些致命缺陷走向爆发。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
（初稿2015.1.7，修订2015.1.14，压缩2015.1.28，仅代表个人意见）
[1]正因为如此，可口可乐公司曾发出这样的豪言：即使可口可乐公司所有的工厂都在一夜之间烧成白地，只要有这块牌子，银行就会争先恐后贷款，公司还能迅速东山再起。而可口可乐品牌之所以有如此魔力，就是因为这个知名品牌代表了巨大的销售市场。
[2]据哈通社2014年11月8日电，哈萨克斯坦克孜勒奥尔达州州长克热姆别克•阔谢尔巴耶夫在国家新闻发布中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克孜勒奥尔达州石油资源将在10—15年内枯竭，该州石油储量为1.26亿吨，年开采量1000万吨，主产区库姆阔勒区原油开采也仅能维持10—15年。为此，克孜勒奥尔达州正在着手实施几个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发展计划，如计划建设陶瓷厂、橡胶产品生产企业、诗耶勒县碎石厂、组建咸海盐业股份公司，并加快农业发展，增加栽培果树，大力促进园艺业发展。从这条新闻报道来看，碎石厂居然能被视为“技术含量较高”的项目，可见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工业和科技水平衰退的程度。——哈萨克斯坦通讯社网站报道链接：http://www.inform.kz/chn/article/2714742。